地址链接：http://sd.sina.com.cn/edu/dhrw/2016-09-06/180317060.html

朴实，执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谦逊好学，不以权威自居，让人感到亲切；勇于创新，不固步自封，能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让研究不断获得新质。这是许多人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著名学者李衍柱的印象。

李衍柱，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从1960年踏入文艺学、美学的门槛算起，李衍柱从事教学与研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文艺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西方文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原理，以文艺学范畴研究见长。

回顾李衍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有机会跟随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等学界大家学习是他一生之幸。正是这些学术名家，真正使他有机会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将引领到了学术的前沿，正式进入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这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和学术见解，大大开阔了李衍柱的眼界，打开了他长期被封闭的思想闸门，逐渐领悟应当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学术生命化、生命学术化”的认知和理念。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李衍柱先生，感受这位学者的别样人生。【点击进入精彩专题】

新浪山东：20世纪80年代，您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范畴问题的学术专著。后经修订、补充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并被指定为全国研究生教材。几十年来，您都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您认为从事学术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李衍柱：我是本来生活在一个崂山的小农村的一个孩子。我父亲是小学教师，当时家里非常穷，能得到上学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考到青岛师范，我在青岛师范学校做青年团、少先队，干了四年。再后来考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从这开始踏入了文学的大门。

我们这一代人，既庆幸又悲哀。庆幸的是什么呢？生活在一个极度变革的时代。我们一入校就是搞反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国建国后这些事都经过。悲哀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青春时代，浪费了二十年时间。那么这里头就提出问题了，你到大学来干什么？要读书，到中文系来要读书。怎么读？从哪里入手？这就是个事。对文学，一开始我做青年团的时候，那时候没想到将来能进入文学领域，没想到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看的一些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还有许多国外的著作，有一个很突出问题，就是有一些人物始终活在你心中。比如孙悟空家喻户晓，张飞、关羽、唐僧、林黛玉、凤姐，没有不知道的。这些人物创作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一直活在人们心中？几千年几百年都活在人们心中？这个问题得回答，搞文学的人就应当研究这个事。

我一入校就考虑了一个问题。文学要读得书太多太多，成天要搞运动我又没时间怎么办？我就考虑我专门搞这个人物问题，考虑文学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奥秘是什么，有没有规律可循。五十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全国讨论美学问题其中典型问题是个热点，大家争论的非常激烈。蔡仪的著名观点就是：美就是典型。应该说从大学期间，我就关注了作品的人物问题。我上学非常艰难，因为那时候成天搞运动。我们年级是二百四十个人，那时候也没有辅导员，什么事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白天根本没有学习的时间。我当时在师范，我们一个老校长就告诉我，你学习要挤时间，要有计划的做。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你要研究人物问题，你必须看小说。我就定了个计划，每天一百页小说，雷打不动，因为一百页小说你集中读得花一点时间，但是你零碎读也很简单。每天开完会，我就拿着书到教室墙角趴着看书，这样一天一百页。一个星期就是一部长篇，一学期就是二十几部长篇。十年下来，国内外的主要长篇我基本读了。十年的话，好几十部，我就这么读出来的。我对这些作品非常感兴趣。特别读莎士比亚、俄罗斯托尔斯泰，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我都看了。莎士比亚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著名人物？像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奥姆雷特等等，大家一说每个人都能说一大套，那么这些人物在美学上都称之为典型人物，也称为熟悉的陌生人，既熟悉又陌生。在大学时期光这么读书，从基础上朦朦胧胧，但从理论上研究还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新浪山东：您在1960年代初期，曾听到过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唐弢等学术大家的亲自授课，蔡仪先生还是您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这样的求学经历令人羡慕。请问您觉这些学术大家的教诲是否对您的治学原则和风格产生了影响？您的治学原则有哪些？

李衍柱：1961年经过学校推荐考试，我进了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这是中宣部和中国文学研究所，还有人民大学合办的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班，也是今天学位制度的前奏。办了三届，我是最后一届，1961年到1964年整整三年。这三年什么特点呢？三年困难时期。好处是什么？好处是没运动。所以我们进去以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那时候中央总管这件事，何其芳又是我们班主任，他们调动全国各个专家，全国最好的一流专家都给我们讲过课。现在没有了，哪个大学也找不到那么多人，所以说是空前绝后。我感觉到很庆幸。原来在农村来的孩子，在青岛师范，大家思路都比较闭塞，这以后一看文学学术的海洋是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么丰富，确实有点迷人，读不完的书就是属于这样。这些人又是非常朴素和无价的。宗白华给我印象非常深，给我们讲了半年课，这个人就看起来像农村老头一样，那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但这个人是一生淡泊名利。还有冯至，他对德国文学非常熟悉，是翻译家，德国也发给他勋章，他也非常能讲。此外，吴组缃讲《西厢记》讲得非常生动。还有包括那时候刚刚起来的一些年轻的学家像李泽厚、叶秀山、张光年等，都给我们讲过课。

给我们讲课最多的叫缪朗山，这个人懂八国文字，特别是古希腊文非常好，他的拼搏精神、治学精神给我影响非常大。他是边翻译边讲课，一周给我们讲八小时，整整讲了一年西方文艺理论。后来，他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出版了，很厚的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的。那是开创性的。

当然对我学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蔡仪。最后一年进入写毕业论文的状态，蔡仪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当时就报了个题目《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蔡仪很严肃，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当时报题目我还很紧张。后来他叫我定期到他家去，他住在社科院宿舍，我们还有两个同学，一个广西师大，一个人民大学的，我们三个前后去了三四次吧，蔡老师都非常平易近人。他有什么问题都及时提出来，跟他学得这几年影响最大的是学风问题 。做学问要老老实实的学，不要去抄袭、走捷径、占便宜，这些事千万不能去搞。他说包括引文，最好是去查原文在什么地方，不要去转引。他在这个事上的严格在社科院也是很出名的。再有就是研究方，他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研究理论问题要看作品，要读好作品，通过作品去分析研究理论。再就是要阐明马克思是什么观点、恩格斯是什么观点，不要歪曲它的原意，得好好理解理解它的原意是什么。我交的稿子他都看，认真的看。他就是这样。当时对他的社会争论比较大，他说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大家争论比较大。他当时拿了个茶杯跟我说，这个事是从不同层次、不同范围来讲的，人就是动物，从生物学这个角度他就有动物性，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就有人性，但每一个人又从事不同的职业、在不同的政党，当然是有阶级性，阶级性代替不了人性 。他那时候比喻非常生动，我一听他画着圈跟我说，我说这个事我很明白，你讲得很好。跟着他写毕业论文还是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也非常赞成我选的这个题目，可以系统的搞。我真下功夫，马恩全集几乎全翻遍了。有关文学典型、有关什么例子的，几乎是能找到的我统统都找了。这个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涉及到的文学作品，我几乎都读过了，涉及到巴尔扎克《农民》、《高老头》等等，不管哪一部我都找过来看，得把作品结合起来论述。我的毕业论文写了八万多字，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要求我就写了八万多字，后来他们告诉我他给我画了个优，存入人大的档案。

大概是在1975年，上海复旦大学蒋孔阳来访问，我就向他提出问题。我说：“蒋先生，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提到恩格斯在给敏娜·考斯基写信的当中提到黑格尔的‘这一个’，这说明恩格斯这个典型理论的前提是黑格尔，黑格尔在哪里讲得这个话？”他一愣，说：“黑格尔的东西我都看过，但是这个事我还不清楚，回去查查。”后来，我写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试论黑格尔的“这一个”》 。1978年11月在上海开典型会，在大会上全国来了很多人，在大会的报告当中，蒋孔阳也去了。蒋孔阳那时候就是名家了，我没想到他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有一个同志叫什么名字、写了什么文章，这篇文章很好，大家可以看看。徐中玉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那时候是系主任，也是学者，很有名的，他说作者已经来啦，叫我去见见蒋孔阳。后来我和蒋孔阳关系一直很好、亦师亦友，蒋孔阳那个人非常没有架子。随后，我把过去的毕业论文又重新整理，出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写了24万多字(原来8万来字现在扩展了好多到24万多字)我就写信给蒋孔阳，没想到蒋孔阳很痛快的同意给我写序，他给我写序而且评价很高。这本书填补了典型研究的空白，影响很大。这个书出来以后，蒋孔阳一写序，影响就很大，国家教委知道了。国家教委专门和我联系，列入项目计划、补充计划。后来教育部专门来了一个处长，组织了研讨会，怎么样修改，当时山师的校长书记都参加了。研讨会开了以后，就确定修订叫《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史纲》出来以后就到了1989年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随后，《文学评论》发了长篇评文，蒋孔阳还专门在《光明日报》写得评论，大概有十六家全国报刊发了评论，在咱山东省获得了社会科学一等奖，华东地区也是一等奖，得了四个一等奖。后来，教育部专门来了一个通知，这本书被列入研究生教材。具体怎么通过的，他们告诉我是教育部通过学位办召集各学科的负责人来讨论这个事，通过各个学科的负责人确定为全国研究生标准教材。一本书，经过20几年，能够站住脚，而且被社会所承认，我感到很高兴。这应该一个对学术上做出了一点贡献吧。

李衍柱：现在习近平主席强调生命的共同体，可以说，我和山师大文艺学是一个学术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分不开。我们山师大文艺学，解放初期只有四个人，一开始叫四条汉子，我、夏之放、朱恩彬、唐育寿。现在发展成，不算我这类的，光现职的就有十五个，现在我们文艺学在全国可以说是排在前列，最起码是挤进第一流的梯队。可以这样说，过去在全国默默无闻，根本是谁也不知道山师大文艺学理论怎么回事，但现在谈文学、文艺学博士点、谈建设、谈文艺学理论问题，恐怕还不可忽视我们山师的这个学科。原来没有硕士点、没硕士点总是归附硕士学位制度的时候，都跃跃欲试。我这个人反正也没有什么顾忌，我说咱也申请啊，咱怕啥！后来就申报了。还没有批下点来我们就招了第一届，1986年学生们从我们这毕的业，第一批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们拿下点来了。山师文学院这个硕士点还是比较早的。

接下来就是学科建设。从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这二十年，集中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几个问题不能不说。第一是梯队建设。梯队建设我们千方百计配备各个方向的带头人，我们把夏老师从汕头大学弄过来，老夏在美学方面在全国还是不错的，全国美学教材他是主要执笔人。第二个就是要抓科研、要有成果。我们策划了一套《文学大事业丛书》十本，后来也列入了教育部的项目。再一个问题，我们积极参加和组织全国性文艺学美学教材建设，这个事在全国是比较早的。文学理论因为我们三个人，写过两三次文学基本原理、文艺理论，结果最后考试那个就有。后来北师大童庆炳教授牵头编文学理论教程，就拉着我们去，我说挺好，我们很愿意参加，他就把全国12所高等师范院校的老师都组织起来。童老师挂帅，我是第一副主编，现在这个教材在全国发行量最大，已经修订了五版，发行了15万册。我们在人大的同学联合，说之后我们编个教材。当时实际上已经给本科生开始讲西方理论了，大家都同意就开始编。编这个事情，也逐渐走向全国了，这是全国的第一份。那时候山东出版社胆子小，反“精神污染”他们就不敢出了，本来山东文艺出版社都答应给我们出，也不敢出了。我们大家都编了，不给出怎么能行。1982年我到长沙开会，碰着北大胡经之，谈起这个事。我就说胡老师有兴趣吗？他那人头脑清楚，说好啊，非常需要西方，为什么不要学？我认识北大党委书记谁谁谁，我去找他，让他在北大出。我说那我们推荐你当主编。当时没别的想法，就是把书出来就挺好，这个事就成了。而且他去请这个复旦大学伍蠡甫做顾问，这个书一下子就上档次了。我们前后开了七八次会，我还亲自组织他们在青岛、深圳、舟山群岛开的会，开了好多会，现在北大也是修订三版了，也成全国的一个牌子了。一个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个是与这个配套的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汇编》，三卷上中下，三卷就把些主要的经典文本都选进来。这个书对当时西方文论的普及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获得国家教育部二等奖。再就是其他教材也有很多，《美学基本原理》是夏老师的著作；还有这个杨守森老师，在人民大学又搞了一个《新编西方文论教程》，搞了两三本。再就是个人专著，优秀教材那还不少，我这个《典型教学史纲》那是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材，这个还是咱山东第一本。关于学科建设，再一个事是要树立自己形象、学科的形象。

最重要的一个事，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是在我们这成立的。1995年我们在这开了一个国际中外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来了11个国家的外国专家。九十年代初期学术会议还不是很多。当时来的人很多，那些知名学者基本上都来了，蒋孔阳带着病都来了，最后选得钱中文的会长，还有童庆炳、吴元迈这些人都来了。这对政府有很大好处，一个是和全国学术圈这些知名学者建立了联系，再一个扩大了我们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在山东在这个问题上。山师大和山东省教育厅那时候都走在全国前头。建立重点学科，那时候五年计划给三十万块钱，我在全国开会一讲他们都惊得慌，别的学校都没有。那时候周志仁当书记，他也改变了过去这个学校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过去的年代专门盯着老师后面抓你小辫子，他来就抓学科建设，抓这个科研他的一个著名的口号是“砸锅卖铁也要争取上博士点”，山师必须上去。最终，就是在他这个时间上去的。申报博士点，我可以讲几个故事。我为了请这些专家到我们济南到山东来参加咨询会，那一年温度是高温37度，在北京请了好几个专家，要到田横岛去参加博士点建设论证会，你要申报够不够条件，就要请人来论证论证。钱中文、吴元迈他们都来了。我们请了几个老中青都有，童老师也来了。那一次非常危险。田横岛吃海鲜很多，我有中风再吃海鲜那就麻烦了。会开完了，我回来就倒下了。我回来到医院一查，我血糖23，大夫说你马上得住院，尿糖3个加号。我过去家庭身体很好，家族没这个历史。一住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这以后现在留下了糖尿病。我老伴经常埋怨，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再一个事，搞理论教材以后，童老师就拉着我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立项的中宣部直接挂帅的一个教材。这次和童老师原来编的不一样了，但他还是首席专家，他组成的专家组很厉害，观点有时候也不一样。这部教材到最后到第二稿的时候，要交中宣部了，第一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原来的分工不是我写。不是我写我可以不承担。但后来打电话来了，说这个事非你办不可，必须叫你干，净是些老专家，十多个人，提的一大堆问题。我说这个事不好弄，这个事还必须认真对待。对这些人不能马马虎虎，一两个月之后弄出来，我搞的还真过关了。过关了就倒下了，心脏病，完全是因为压力给累垮了，但是我也是给他完成了，这个教材也出来了。那我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学科，为了工作领导学科发展吗？中宣部搞北部教材文学理论是第一部，在文学理论建设上我们山师还是出了力的。我们还搞了其他一些教材，几乎各个领域我们都有，马列的、西方的、古代的、美学的，我们都有，而且都是全国性的教材，这个在全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新浪山东：作为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那些心得想和青年学子们交流吗？您有哪些忠告可以提点青年学子吗？

李衍柱：青年人，我对青年人特别喜欢，也特别喜欢和青年学子接触，这是接地气，这样和他们接触跟着沾点青年气。过去我是先生，现在他们是先生。为什么这样说？现在这青年研究生，微机什么的都很好。我学微信、学微机，包括学发信息，都是研究生教的我。我认为青年人首先要有王阳明一直讲要立志。志是什么？就是理想、抱负、希望。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得要有个盼头，要有个想法。我认为立志，是对一个人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再一个是要不怕苦。我老舅舅是一个老革命1929年到1930年，是中共青岛地下市委书记，老八路，他活了97岁。他90多岁的时候，我到北京看他，我说老舅你这一辈子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他提了四个字，能苦必胜。我觉得说得很对。他说你这个人不怕死那是一回事，你死了什么事也谈不到了。但是你活着就得吃苦，你不怕吃苦什么事都能干成？他就讲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怎么要着饭通过大别山，“五师突围”出来又是怎么的，谈了许多。我们青年人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在你今后的几十年的生命旅途当中，没有直路可走，没有捷径可走，要准备走曲折的路。现在这一代，都比我们好。但是能苦必胜，我认为要准备吃苦，学习也要说准备吃苦。我自己感觉到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文章或者研究成果，都是下过苦功夫，下过笨功夫。《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那篇文章是我发表最长的一篇古典文学的文章，三万五千多字，我搞了很长时间。你真下了工夫了这个事就好办了，你说话就有点底气，这个是能苦必胜。还有一句话，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什么事不要光正面看，还要从反面看。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吃亏是福，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反者道之动，就是你虽然这个事是这样，但是它还可以转化，或者就是毛主席讲的坏事可以转化成好事。我最佩服习近平这一条，也是他最大的本钱，是在延安窑洞那六七年的苦。延安那边穷的简直没办法，就是水也喝不上，什么也没有。习近平说当时一躺下就是起水泡，我估计还是很困难的。他容易从最底层来看社会，这和从上头看社会是两回事。我认为这是习主席最大的本钱，人民最佩服他这个事。所以，他提起问题都感觉很实际。还有一点，我认为青年人，既要博又要专，但重点放在专上，要精、要深。我度过的这几十年，我认为读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由点到面，你要把这一点搞透、搞深。学术问题是触类旁通的，这个问题搞通了，其他事也就明白了。福克纳他说他要为自己掘一口井，他要把这口井掘的很深，一直到最后通到大海。我们搞学问也要这样。我向研究生讲，你研究哪一个问题，你就要立志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不要半途而废。你要研究王阳明，你就把王阳明真研究透，古代人怎么讲的、外国人怎么讲的、他自己怎么讲的，要把它吃透。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你搞上它十年。大家要研究王阳明要来找你。要明确自己的主攻方向，要抓住不放，要以执著的精神或者是钉子精神搞到底

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现在的青年人，最大的学习毛病是浮躁，坐不下。有些书没读几本，四书五经根本不知道。有些习惯应该要从小培养。我是主张青年人要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像他们的一个师妹，诗写的不错、小说写得不错，就不要管、就大胆的想，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青年人最宝贵的时候想象力特别丰富，为什么不去创造？

新浪山东：您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已久，您认为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您对山东师范大学有怎样的寄语？

李衍柱：山师大是建国后成立的，如果再往前推 还可以远一点。作为省属院校，应该是山东的老大，现在也是省部共建。我1956年入校，1960年毕业留校，毕业了工作，出去又回来，就等于一直在这儿，一直没离开，一直是山师的人。山师在省属院校还是有一定基础，现在博士点也比较齐全，一级学科也比较多。我始终这样认为，山师应该立足山东、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作为老师和学者，应该有我研究这个领域，在世界上我说了算，就应该有这个劲头，要不怎么能有成果出来呢？山师在这方面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最为迫切的东西，就是观念上要明确高校的建设是以教师和学生为本的。所谓以人为本，是以教师和学生为本，不是干部为本 。培养出好的学生，干部是为教师服务。现在有些时候是说得多做得少，应该树立和明确高校的主体是什么，要把这个事弄明白。

再一个就是，山师，要充分的发扬学术民主，弘扬传统的百家争鸣精神。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可以尊，但不能独。独尊儒术之后，其他的文化就都不行了。要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使学术有争鸣、有空间、有民主。这样学术才能发展。山师大应该是发扬这种好的风气。学风问题我也提出来很重要，学风是一个高校的形象，是学校的生命线。

再就是要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个学科能不能在全国有影响，关键有没有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学者。特别是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非常重要，这个要务实。要好好落实哪些人真正有真才实学，哪些人在某一方面有发展潜力。今后的竞争，今后十年的竞争，一个学校就争30岁到40岁这一代人，看哪个学校在全国能出一流学者，哪个学校出现这样的，应该就是名校。

我认为学校，现在这个平台是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发挥威力，又处在山东这个地位，所以学校领导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领导在学校树立风清正气，力抓学术、抓教学，以这个为主，可以搞得很好。

我对山师还是很有感情的，始终把我们学科看作是我的家。我的孩子都不在身边，许多都是学生来帮我干事，这就挺好。